【分镜脚本】赵琦：《奇遇人生》只是花絮，独立影像才是正片
在纪实真人秀 《奇遇人生》开播之前， 赵琦这个名字几乎很少为大众所知，但自从去年这档以展现明星旅途生活感悟的网络综艺播出以后，随着每一集的点击率都稳定在4000万以上，以及各种相关热搜话题的出现，这个被春夏戏称为 “赵裤脚”同时也是一手缔造了该档爆款节目的男人开始频繁地被人们所提起。
《奇遇人生》总导演赵琦
事实上，当《奇遇人生》甫一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就有很多人发现它的拍摄模式是将 纪录片与真人秀两种迥异的媒介形式进行了巧妙的融合。然而，该档综艺节目之所以能做出这种创新，正是基于导演赵琦不断的自我挑战与职业跨界之上的。
其实，作为导演兼制片人，赵琦在中国纪录片领域乃至国际纪录片市场早已声名在外。
他不仅是第一位同时获得艾美奖、伊文斯奖、金马奖、圣丹斯大奖和亚太电影大奖的中国人，而且由他担任制片人或导演的《归途列车》、《千锤百炼》、《殇城》、《大同》等作品也在观众和业界之间收获了相当高的口碑。
与纪录片结缘，几乎是赵琦的宿命。
还在少年时期，赵琦就跟随自己做电视的父亲开始接触媒体和拍摄，宽松的家庭环境和优良的教育背景不仅使他习得了一口流利的外语，而且还建立了对电影艺术与外部世界的极大兴趣。
1996年，赵琦从武汉大学毕业，同年他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一开始，他被分配至体育中心报道足球新闻，后来他又被公派至英国，在伦敦大学拿下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硕士学位。2003年，赵琦转至央视国际频道担任专题片栏目制片人。
年轻时的赵琦
尽管在央视工作数十年，但这段经历却让赵琦学会了如何在体制内外更加“自由”地游走。
1998年，赵琦利用工作机会以邰丽华（《千手观音》）为拍摄对象制作了一个人物专题短片，这部短片让他初次意识到了纪实的魅力，而后，他又通过好友范立欣结识了当时在中国拍摄《沿江而上》的张侨勇，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纪录片这一类型的专业制作。
2006年，赵琦以个人贷款的名义借出30万为范立欣导演的《归途列车》做制片。后来加拿大的EYESTEELFILM公司参与此片进行国际融资，让他对如何在国际上找钱有了一个更为感性的认识，并掌握了一定的独立制片人的经验。
赵琦担任制片人的《归途列车》
之后的几年里，由他担任制片人的两部纪录片作品《归途列车》和《千锤百炼》不仅成功地进入中国院线，实现了独立纪录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重大突破，而且这两部影片也通过预售和发行进入了包括BBC、ZDF、NHK、PBS在内的全球主流电视媒体。
经过十多年的磨炼和摸索，再加上流利的英语口语和对国际纪录片市场的熟悉，赵琦逐渐成为了圈内有口皆碑的“最会找钱的纪录片制作人”。
2008年5月12日，汶川县发生8.0级特大地震，在灾难发生几天后，赵琦便赶赴灾区，受灾现场的惨烈状况给了他极大的震动，为此，在随后的四年中，赵琦共去过汶川灾区二十余次，并以平实的镜头语言拍下了三个失去至亲的家庭在灾后的喜怒、无奈和挣扎， 而这部影片正是他的导演处女作《殇城》。
赵琦导演长片处女作《殇城》
2014年，赵琦再次担任制片人并联合著名纪录片导演周浩推出纪录片《大同》，虽然这部作品斩获了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以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等多项殊荣，但由于该片题材和内容的特殊性，其在国内外的发行与预售都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和困难。
然而，也正是在这些遭遇之后，赵琦开始更加慎重地思考纪录片与电影节展的关系，以及如何以影像的形式讲好真正的中国故事。
《大同》在国内外遭遇了两种不同的境遇
在《奇遇人生》爆火之后，赵琦并没有陷入飘飘然的境地，相反，他依然对国内的纪录片市场和创作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 而且在他看来，《奇遇人生》毋宁说只是自己闲暇时刻做出的一道“甜点”，而让他真正满意的“硬菜”还是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独立纪录片。
前不久，DOCO热纪录对赵琦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专访，面对我们的提问，他也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以下是此次专访的完整实录。
| DOCO热纪录专访赵琦完整实录 |
你对纪录片真正有认识是在什么时候？
大概是在1998年左右，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我们拍了一个短片，拍摄对象是一个聋哑女孩， 这个女孩就是后来做《千手观音》的邰丽华，当时她还很小，我就做了她的片子，我觉得那是我做的第一个片子。
《千手观音》中的邰丽华
虽然那部短片只有20多分钟，也不能完全称之为是纪录片，可能还属于人物专题类型，但那时候是正儿八经以人物为核心来做的，也有一些纪实的片段在里面。所以如果说源头的话，应该是那个地方。
这么多年的创作经历你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来自于你某些天然的兴趣，那是在更早的时间里形成的自我， 我一直都对人的故事比较有兴趣，想和他们交往、了解他们，这么多年其实都没有变过。
当然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你的生活经验，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对人的自我观察，以及具体的技术工艺，可能有一些变化，但是根本性的东西其实并没怎么变过。
你每天的工作是不是很忙？
是的，我每天都要熬夜，而且我经常觉得自己有可能会猝死，的确如此。
因为我这儿没有公司，事儿比较多，啥事都需要你自己解决。基本都是一些很个人化的作品，可能在做《奇遇人生》的时候是拉了一帮朋友一起来做，但完了大家也就散了。
《奇遇人生》中的春夏与阿雅
很多具体事务都得我自己去做。当然反过来，我也没那么大的一个团队要养着，这也是比较自在的一种选择，每个导演都各有各的运作方式，事实上也不是一条大路通向罗马。
你一开始是为独立纪录片做制片人，但是近几年又去做了纪实真人秀的导演，对于制片人和导演你更喜欢哪个身份？
我觉得这两个身份都很有挑战性，而且一定程度上制片人跟导演的关系还是互相制约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是一个权力制衡的体系。 我自己在做片子的时候往往会将这两个身份合二为一，我不适应别人给我做制片人。
在做独立纪录片的时候，因为和很多导演都是朋友，大家就会在一起商量，彼此之间会有一些分工，既然他们已经有了合适的项目和故事，我又有制片的能力，那我就会去做一些相应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只能做制片人或者只能做导演的一种区分，这两个工作各有各的乐趣。
你在2013年说中国还没有纪录片制片人这个工种，六年过去你觉得这个情况发生转变了吗？
那时候那样说，其实是有一个前提，我指的是独立纪录片。但是现在地独立纪录片还有多少？当年如果还有一些独立导演，那现在还有几个是比较活跃并持续生产内容的？可能九十年代还能说出一批，但现在也就只剩下几个，所以我觉得整个行业都是萎缩的。
赵琦
萎缩当然有一些大局势、大环境的原因，然而对于六年前我说的那个观点，它依然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是比以前更差，因为我认识的好多独立纪录片创作者都不再做了，实在是养活不了自己。
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这个工种需要很强的能力，但目前我们的社会给匹配的资源又太少了，有这种能力的人去做别的事情，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这些制片人也会成长，大家总会有家庭和孩子，要去顾及更多的事情，可能最后他们也就只能是离开这个行当了。
以你目前的经验，你认为一个专业的纪录片制片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和素养？
我觉得以中国现在这个局面，其实还达不到拼天赋的时候，只是在拼勤奋。制片人也是一样，现在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更高的价值观、世界观，其实很多人连具体的技能都没有掌握。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的制片人，首先你需要有流利的英语能力，这是一个硬指标，因为如果要做国际制片工作，你必须得具备这项优势；其次你还要对财务有掌管能力，对国际市场要有一定的认识，并且要有足够的国际资源；
除此之外，你要对导演有控制能力，这意味着你对艺术创作要有见识，这种见识可以保证你和导演讨论的时候，起码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纯粹地为导演服务，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服务导演的那叫制片，那是Production Manager，而不是Producer。
电影节上的赵琦
这些硬指标都是属于技能层面的，只有先具备了这些能力，我们才能再去考虑你对社会的认知是不是深刻，相应的选题到底如何组织故事并讲得受人启发，这些都是下一步的事情。
但是你也得明白，有这些能力的人，他去做别的事情也可以有很好的获得，我去教英语一个小时挣的钱也比做纪录片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认同学术界和市场将《奇遇人生》这样的节目定义为“纪实真人秀”吗？
有些归类只是想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而合适的称谓更容易找到合适的观众。因为在市场中，你对这个节目有一种定义，就更容易落实到现实场景中去。
我觉得把《奇遇人生》叫“纪实真人秀”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称谓，它有纪实的内容和态度，但同时也是真人秀，然而又不能认为它是个纪录片。
《奇遇人生》第二季
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开创性的子品类，或者说是在真人秀和纪实节目之间，产生了一些交叉的地方，同时也因为观众的自然需求从而出现了这种东西，从大众角度来说，这种节目还是丰富了大家对于内容的不同需求。
做这样一个子品类，它可能就可以把两个体系中都无法得到完全满足的受众找出来，虽然这些受众的相对数量不大，但绝对数量总归还是有的，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它有一个基础体量。
国外的一些综艺可能会在拍摄时提前写好剧本或台词，你在做《奇遇人生》时会有这种设计吗？
设计仅仅就是让大家都认识的这个人去做一件事儿，这是方向性的，因为不可能完全放任他们， 但是一旦这个事情开始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去引导，更不会安排什么台词，这个是不会有的。
因为现场会发生什么都是不一样的，很多演出来的综艺它会组一些CP，也有角色扮演的性质在里面，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戏剧化，为了受众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节目不够好看，就是因为它的矛盾和冲突都是演出来的。
真实生活中当然也是有矛盾的，有时候也非常精彩，但这种矛盾往往是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发生的，它不是一两天内就会必然发生，并且会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内容。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做的这种综艺就会显得慢，它的慢可能就慢在这个地方。不过这是我的理解，可能定义“慢综艺”的人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做纪录片是和普通人接触，但是做综艺真人秀是和明星打交道，后者相比前者接触起来会更加困难吗？
我觉得还好。
不同的人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当然有高低不同，但从人性上以及对人的尊重和认知上，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明星们的工作确实不一样，他们的收入也很高，总是一种万人瞩目的状态， 但他们也不是坚硬无比，也有自己柔弱的地方。
其实跟他们打交道并没有特别的麻烦，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做纪录片的，对人都很坦诚，也是不卑不亢的。所以反过来他们可能也认识到，在这样一种体系之下，他们要表现的更加平易近人一些。
因为我们是纪实体系，你怎样做我们都会拍下来，参加以前的综艺节目可能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幕后的东西，但现在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表现都会被剪进去，大家都会自我约束。另一方面，我觉得任何时候，他们的这些反应都是一种真实的写照。
法国阳光纪录片节创始人伊夫•让诺曾说靠纪录片去赚钱是不可能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欧洲的情况，但是起码欧洲的导演们都还可以活着，然而对于中国导演，尤其是你要把纪录片局限到独立纪录片领域，那我觉得做这个基本是活不下去的。
但是你要说做一些专题片和系列片，我感觉现在要比以前好，因为电视台和网站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需求的方式、资金和受众都比以前要多了。
所以如果你的技能也不错，如果是靠纪录片赚点生活的钱，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想做独立纪录片挣钱，那是基本没有可能的。
去做真人秀，算是你对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妥协吗？
没有，我刚刚做完我的新片子，也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因为这个纪录片涉及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中间有好多时间是空着的，就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做真人秀算是一种延展，对我来说是觉得很好玩，同时也摸索一下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些新的形式。但如果说我受制于它，变成了一个主业，反过来没有时间做更感兴趣的东西了，现在还不至于。
你的新片是讲述“郭川失联事件”的吗？
是的，那个片子已经做出来了，最近在做最后的字幕，估计很快就要出来了，当然出来也可能先是给行业里的人看一下，因为这个片子是一个很自我的独立纪录片，所以我一分钱的投资都没有找，将来也可能不会进入院线，毕竟院线还是一个比较商业化的操作。
你也没带这个片子去一些电影节参加提案？
我这个片子没有去过电影节提案，一个都没有，因为本来就是做独立纪录片，但如果你为了拿一点点钱，需要耗费的功夫是非常大的，有这个时间我还不如去准备一个《奇遇人生》的节目，那挣的钱至少比电影节要给的多吧。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任何电影节都有它的倾向，近几年这种感觉越来越深，也可能这几年的变化越来越大，特别像一些北美、欧洲的电影节，他们都会表达对中国的关切。
赵琦最新作品是以郭川为拍摄对象的独立纪录片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局势变化之下，电影节作为一种文化场合，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观点和选择，不是说对你不感兴趣，而是对你的某些方面更感兴趣，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因为他们有资金，这是一种诱惑，他们可能就会去影响你宣导某方面的意识。
你为了获得资金，可能会强化或弱化故事里的一些东西，但如果作为一个独立观察，可能这种影片并不应该被强化或弱化，因为故事都很复杂，同样一个故事，讲述方法不一样结果也就会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独立纪录片越来越难做，以前国际上的资金相对多一些，现在因为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外对于中国的一些内容需求以及方向把控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也会影响到中国的独立导演们对题材和内容的选择。
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和行业现状满意吗？
我觉得还可以，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而且还是可持续地发展，那就说明这个行业还是稳定的，还有前途。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还不错，但我这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是有工作和工资的，这也是实际情况，如果是其他一些人做二十年年独立纪录片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社会积累，这样的情况很无奈，但是也没办法，所以我非常希望其他的一些纪录片导演们也能有机会。
现在看来做独立纪录片的导演们，在不失去自我的价值观体系之下，去做一些商业项目，如果能让自己过得稍微好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要不然你就没办法在这个体系活下去了。